為什麼有些嫌犯「上銬走紅毯」，有些卻「自由行」？

在新聞畫面中，我們常看到截然不同的場景：有的嫌犯被警方押解上銬，面色蒼白、頭低垂，彷彿走在「羞辱的紅毯」上；有的嫌犯卻身著西裝、自由步行、神情自若，甚至彷彿是在接受媒體訪問。這樣的落差，往往引發社會議論。有民眾指責警方「差別待遇」，也有聲音認為「限制自由本來就應依法區分」。要解讀這種現象，必須從法律規範、執法現實、階層關係與媒體實際操作等多面向分析。

一、手銬制度的法律基礎與用途

1. 手銬不是「羞辱工具」，而是「安全措施」

手銬，是執法人員為防止嫌犯逃逸、自傷、他傷等意外所使用的限制性器具。依照各國警政規範，包括臺灣《警械使用條例》、中國《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》、以及多數法治國家相類法律，手銬的主要目的是「維護現場安全與防止脫逃」，而非懲罰或羞辱。

2. 是否上銬需依「危險性」與「犯罪性質」裁量

警方在押解嫌犯時，是否需要上銬，通常依下列標準判斷：

• 嫌犯是否曾有暴力或脫逃紀錄

• 犯案性質是否嚴重（如殺人、性侵、搶劫等）

• 是否具社會高度矚目性

• 是否有可能干擾辦案或媒體場面失控

換言之，「上銬與否」不是身份或地位問題，而是根據「危險評估」和「作業標準」決定。然而，制度歸制度，現實情況往往更複雜。

二、現實中的執法落差：制度理論與人情考量

1. 「自由行」的產生：非暴力與白領案件的灰色區域

針對白領犯罪、名人涉案或政治人物，警方往往採取「通知到案」的方式。這些案件的特點是：

• 犯罪不具暴力性

• 犯嫌平時具社會地位，不太可能脫逃

• 媒體關注度極高，押解過程的形象敏感

因此，警方往往不會以「強制押解、上銬」方式進行，而是一種「尊重程序」的「自由行」場面。這樣的處理雖有法理根據，但視覺上卻容易給民眾「身份差別待遇」的印象。

2. 「上銬走紅毯」：警方展現執法權威的象徵性儀式

與此相對，當警方面對社會矚目且暴力性高的案件（例如命案、性侵案、搶劫案），往往選擇公開押解、上銬示眾。這種做法除了安全需求，更有「震懾社會」與「宣示破案」的意味。

媒體鏡頭前的「上銬畫面」，成為警方績效的象徵，也是一種訊息策略——「我們抓到了、依法處理、正義執行中」。然而，這樣的畫面也可能引發司法倫理爭議，因為在「未經審判定罪」之前，任何人理論上仍是無罪推定的對象。

三、媒體視角下的司法演出：畫面取勝與觀感偏差

1. 媒體需要戲劇張力

新聞編輯知道，「畫面」才是吸睛焦點。上銬、低頭、被押、鏡頭閃爍，這些視覺語言能激起觀眾的情緒反應。對媒體而言，「走紅毯」式押解畫面比「自由行」更具「戲劇性」；而觀眾也傾向以這樣的畫面「視覺判決」誰有罪、誰無罪。

2. 社會階級如何形塑畫面

觀眾對「誰應該上銬」的感受，往往與階級觀有關。當知名富商或政治人物「自由行」現身，人們會覺得「特權階層有人庇護」；反之，基層嫌犯被押上銬時，社會反而視為「罪有應得」，甚至認為「終於有報應」。這種潛在的階級心理，讓同樣的押解程序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社會評價。

四、法律與人權觀點：無罪推定的界線

1. 無罪推定原則的挑戰

在民主法治體系中，每一個人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前，理論上都應被視為「無罪」。然而，媒體公開畫面中的「上銬」、「低頭」等形象，可能讓公眾預設罪責，進而影響陪審員或司法判決的社會壓力。這是許多法學界、新聞倫理學界爭論的焦點。

2. 國際趨勢：避免不必要的曝光羞辱

歐美多數國家已建立原則，非必要情況不得在媒體前公開押解犯嫌。例如美國警方除非基於安全考量，不得「遊街」展示嫌犯。歐洲亦強調人權尊嚴，避免形成「媒體審判」。而臺灣與亞洲社會，由於民意導向與媒體市場壓力，仍常存在「半公開押解」的情形。

五、階層與關係網絡：體制內的微妙力量

1. 「人脈」與「政治敏感度」的影響

實務上，是否上銬、是否公開押解，不可避免涉及「政治敏感度」。高階官員、金融圈人物、知名藝人等，其案件往往牽涉龐大輿論與影響力。警方在處理時必須考量：

• 案件曝光是否影響政治局勢

• 是否會引發群眾抗議或媒體濫炒

• 嫌犯律師是否提前介入交涉

於是，我們看到有些人可以事前「約談、不上銬、自由步行」，甚至由律師陪同；而一般民眾則可能被「突擊逮捕、手銬上身、鏡頭直拍」。

2. 「階層免疫」：社會信任感的侵蝕

當民眾一次又一次看到「有人上銬走紅毯、有人自由出入法院」，對司法公平的信任自然動搖。這不僅是執法問題，更是社會心理問題——人們懷疑，法律是否真能「一視同仁」。而這種質疑，長遠而言會腐蝕制度的正當性。

六、警察的夾縫角色：執法與形象的兩難

1. 被動成為輿論焦點

許多基層員警其實並不樂於押嫌上鏡，但在「破案壓力」與「媒體期望」之下，上銬畫面成為他們的「績效證據」。對警方而言，若犯嫌不上銬萬一跑了，責任誰負？新聞輿論倒向之後，警察往往成為替罪羊。

2. 人情與程序之間的平衡

警方在執行押解時，常要面對兩種壓力：來自律師與被告家屬要求「不要曝光」、以及社會輿論要求「該給民眾交代」。於是「人情法」與「程序法」之間的界線被模糊化，成為今日「上銬與自由行」並存的現象根本。

七、從心理到社會：民眾為何關心「上銬畫面」

1. 正義感的投射與情緒補償

對多數人而言，看見嫌犯上銬，是一種正義被執行的象徵。那副畫面提供了一種「報應心理」的慰藉，讓人覺得社會秩序仍在運作。因此，若某些人未上銬反顯輕鬆，往往激起反感。

2. 社會比較心理與階層憤怒

媒體曝光時，群眾的潛在想法是：「為什麼窮人會被鎖、富人卻能走？」這樣的比較心理，使「上銬自由行」成為階級失衡的象徵。換句話說，這不是單純的執法技術問題，而是一場關於社會公平感的情緒戰。

八、改革方向：透明、公平與尊嚴的平衡

1. 明確化押解程序與標準

政府與警政機關可以建立更明確的「上銬準則」，例如以犯罪性質、風險評估、現場安全為唯一判斷標準，並將規範公開透明，以避免外界誤會為「階層差別對待」。

2. 媒體倫理的新秩序

新聞媒體應自律，不宜將「上銬畫面」作為吸睛噱頭。若非必要應避免直播押解過程，以尊重無罪推定與人權尊嚴。新聞自由不等於「任意展演嫌疑人」，這是法治社會成熟的表現。

3. 建立「人權導向」的執法文化

世界趨勢正朝「執法即服務」邁進。警方不僅是執法人員，也應是社會信任的守門人。當制度重視「尊嚴」而非「外觀懲罰」時，民眾才會真正信服法律的正義。

九、一副手銬的社會寓言

一副手銬，既可能是安全防具，也可能是社會階層的象徵；既是正義行動的符號，也可能是羞辱的畫面。所謂「上銬走紅毯」與「自由行」的對比，其實映照出的是社會結構的光影——權力、階級、媒體與民意，共同交織成一場現代司法的表演。

真正的正義，不在於誰是否戴上手銬，而在於手銬是否只屬於那應受約束之人；不在於誰自由行走，而在於每個人是否都能在法律前平等行走。當我們不再以「上銬畫面」作為評判正義的依據，而能關注制度公平的深層意涵，也許那一天，社會才真正理解了法治的尊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