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災第一線的健康陷阱，感染是怎麼發生的？

在重大災難發生後，第一線救災人員往往面臨極端惡劣的環境與高風險的作業條件。除了外傷、體力耗竭與心理創傷外，感染是潛藏於混亂現場中最致命的健康威脅之一。從地震廢墟、水災淹水區到火災現場，環境中充斥著細菌、病毒、黴菌與寄生蟲，加上傷患密集、醫療資源匱乏與個人防護不足，使得感染風險急劇上升。本文將深入探討救災現場中感染的來源、傳播途徑、常見感染類型、高風險族群，以及預防與控制策略，並結合實際案例與科學研究，全面解析「救災第一線的健康陷阱」。

感染的來源與環境風險

救災現場的環境本質上就是一個巨大的微生物溫床。災難破壞了基礎設施，導致污水系統破裂、垃圾堆積、動物屍體腐爛，以及飲用水污染，這些都為病原體的滋生與傳播提供了理想條件。例如，在水災後，淹水區域常見大腸桿菌（Escherichia coli）、沙門氏菌（Salmonella）與志賀氏菌（Shigella）等腸道病原體，這些細菌可透過受污染的水源或食物引發嚴重的腹瀉與脫水 ，土壤中的破傷風桿菌（Clostridium tetani）在災區也極為危險，特別是當救災人員有開放性傷口時，極易感染破傷風，致死率高達10%以上 。

另一個常見的感染源是動物與昆蟲。災後環境改變，導致鼠類、蚊蟲與流浪動物大量滋生。鼠類可能攜帶鉤端螺旋體（Leptospira），透過尿液污染水源，人類接觸後可能引發鉤端螺旋體病，症狀包括高燒、黃疸與腎衰竭 。蚊蟲則可能傳播登革熱、茲卡病毒與日本腦炎等蚊媒疾病，尤其在熱帶與亞熱帶地區的災後環境中更為嚴重 。此外，廢墟中的蝙蝠、鳥類與昆蟲也可能攜帶漢他病毒、組織胞漿菌（Histoplasma capsulatum）等呼吸道病原體，當救災人員清理灰塵或進入密閉空間時，可能因吸入孢子而感染 。

感染的傳播途徑

感染在救災現場的傳播途徑多樣，主要包括接觸傳播、飛沫傳播、空氣傳播與媒介傳播。接觸傳播是最常見的途徑，可分為直接與間接兩種。直接接觸傳播發生在救災人員與傷患、屍體或受污染表面直接接觸時，例如處理傷口、搬運病患或清理廢墟。若未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（PPE），病原體可透過皮膚傷口、黏膜或不當的手部衛生進入人體 。間接接觸則是透過污染的工具、設備或環境表面傳播，例如共用未消毒的醫療器械或觸摸受污染的門把、繩索與救生器材 。

飛沫傳播則發生在近距離（通常1公尺內）與感染者交談、咳嗽或打噴嚏時，產生的飛沫可進入他人的口、鼻或眼睛。在救災現場，若有多名傷患集中於臨時醫療站或避難所，且通風不良，飛沫傳播的風險極高，可能導致流感、新型冠狀病毒（SARS-CoV-2）或結核病（TB）的爆發 。空氣傳播則更為危險，病原體可懸浮於空氣中長達數小時，並透過空調系統或氣流擴散至廣泛區域。例如，結核病與麻疹病毒即可透過空氣傳播，對未接種疫苗或免疫力低下者構成嚴重威脅 。

媒介傳播則依賴生物媒介，如蚊子、跳蚤或蜱蟲，將病原體從動物或人傳播給另一人。在災後環境中，因積水與衛生條件惡化，蚊媒疾病如登革熱與瘧疾的風險顯著上升 。此外，蜱蟲可能傳播萊姆病（Lyme disease），特別是在森林或草叢地區的救災行動中需特別注意 。

常見的感染類型與臨床表現

救災現場的感染類型多樣，依感染部位與病原體可分為多種。最常見的是皮膚與軟組織感染，包括蜂窩性組織炎、壞死性筋膜炎與破傷風。這些感染通常由開放性傷口接觸受污染的土壤、污水或屍體引起。例如，在2010年海地地震後，許多倖存者與救災人員因傷口接觸污水而感染多重抗藥性細菌，導致截肢或死亡 。壞死性筋膜炎俗稱「食肉菌感染」，由A群鏈球菌（Streptococcus pyogenes）或產氣莢膜梭菌（Clostridium perfringens）引起，進展迅速，若不及時治療，死亡率可達30%以上 。

腸道感染是另一大類，主要由飲用受污染的水或食用未煮熟的食物引起。常見病原體包括諾羅病毒（Norovirus）、輪狀病毒（Rotavirus）、霍亂弧菌（Vibrio cholerae）與阿米巴原蟲（Entamoeba histolytica）。症狀包括水瀉、嘔吐、腹痛與脫水，若未及時補液，可能導致電解質失衡與休克 。在2004年南亞海嘯後，斯里蘭卡與印尼的難民營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，影響數萬人 。

呼吸道感染在密閉或擁擠的避難所中極為普遍。常見病原體包括流感病毒、呼吸道融合病毒（RSV）、肺炎鏈球菌（Streptococcus pneumoniae）與結核桿菌（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）。症狀包括咳嗽、發燒、呼吸困難與胸痛。在2020年COVID-19大流行期間，多國救災行動因擔心疫情擴散而受限，凸顯呼吸道感染對救災工作的重大影響 。

血液感染與泌尿道感染也時有發生，特別是在需要靜脈注射或導尿的醫療處置中。若無菌技術不當，可能導致敗血症或尿路感染，對年長者與慢性病患者尤為危險 。

高風險族群與易感因素

在救災現場，某些族群因生理、環境或職業因素而面臨更高的感染風險。救災人員本身即為高風險群，包括消防員、搜救隊、醫護人員與志工。他們長期暴露於污染環境，體力消耗大，睡眠不足，導致免疫力下降。此外，穿戴厚重的防護裝備可能導致熱壓力與脫水，進一步削弱身體抵抗力 。研究顯示，救災人員在災後數週內，上呼吸道感染與皮膚感染的發生率顯著高於一般人群 。

老年人與兒童也是易感族群。老年人因免疫功能衰退、慢性病多，感染後併發症風險高。兒童則因免疫系統尚未成熟，且衛生習慣較差，容易透過手口接觸感染腸道或呼吸道病原體 。在避難所中，若缺乏適當的衛生設施與營養供應，這兩類族群的健康狀況可能迅速惡化。

慢性病患者如糖尿病、心臟病或腎臟病患者，在災後環境中更難維持正常治療，藥物取得困難，血糖或血壓控制不佳，使他們更容易感染且恢復緩慢 。此外，孕婦在災後也面臨特殊風險，感染可能影響胎兒發育，且醫療資源不足可能導致產檢中斷或緊急分娩風險增加 。

心理壓力也是不可忽視的易感因素。災難帶來的創傷、失去親人與不確定感，可能導致壓力荷爾蒙（如皮質醇）上升，抑制免疫系統功能，使身體更難抵抗病原體 。研究發現，災後PTSD（創傷後壓力症）患者感染風險較高，且恢復時間較長 。

個人防護裝備（PPE）的正確使用

個人防護裝備是預防感染的第一道防線。根據不同救災情境，PPE的組合也有所不同。基本PPE包括手套、口罩、護目鏡、防護衣與安全鞋。手套應使用一次性乳膠或丁腈手套，避免直接接觸血液、體液或污染物，且應在每次任務後更換，避免交叉污染 。口罩方面，一般外科口罩可阻擋飛沫，但在高風險環境中應使用N95或FFP2等級的呼吸器，以防止吸入空氣中的病原體 。

護目鏡或面罩可保護眼睛免受飛濺的血液、體液或化學物質傷害，特別是在進行傷口處理或清理屍體時不可或缺 。防護衣應選擇防水、防滲透的材質，覆蓋全身，避免皮膚暴露。使用後應小心脫除，避免污染內層衣物或皮膚 。安全鞋應具備防刺、防滑與防水功能，防止腳部受傷或接觸污染物 。

然而，PPE的有效性取決於正確的穿戴與脫除程序。錯誤的脫除方式可能導致自我污染。因此，救災人員應接受標準作業程序（SOP）訓練，包括手部衛生、PPE穿戴順序與脫除步驟。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建議在脫除PPE後立即執行手部清潔，使用肥皂與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劑 。

環境衛生與感染控制措施

除了個人防護，環境衛生是控制感染擴散的關鍵。首要任務是確保安全飲用水的供應。應設立淨水站，使用過濾、氯化或煮沸等方式處理水源，並定期檢測水質 。衛生設施的設置也至關重要，應提供足夠的移動式廁所，並定期清潔與消毒，避免糞口傳播 。

垃圾與屍體處理需遵循專業指引。垃圾應分類收集，危險廢棄物（如醫療廢棄物）應密封處理。屍體雖不立即構成大規模傳染風險，但仍需儘速辨識、記錄與妥善掩埋或火化，以維護公共衛生與家屬權益 。病媒控制方面，應清除積水、噴灑殺蟲劑、使用蚊帳與驅蟲劑，以降低蚊媒疾病風險 。

在醫療站與避難所，應實施感染管制措施，包括分區管理（清潔區、半污染區、污染區）、限制訪客、定期消毒表面與通風改善。對於疑似傳染病患者，應進行隔離並通報衛生單位 。

疫苗接種與預防性用藥

疫苗接種是預防特定感染的有效策略。救災人員應在出勤前接種必要的疫苗，包括破傷風、白喉、百日咳（Tdap）、流感、B型肝炎與麻疹-腮腺炎-德國麻疹（MMR）疫苗 。在特定地區，也可能需要接種霍亂、傷寒或日本腦炎疫苗 。對於前往疫區的救災隊伍，應評估當地流行病學風險，並提供相應的疫苗接種建議 。

在某些情況下，預防性用藥（chemoprophylaxis）也可考慮。例如，在瘧疾流行區，救災人員可服用抗瘧藥物如甲氟喹（mefloquine）或阿托伐醌/氯胍（atovaquone/proguanil）以預防感染 。對於高風險的鉤端螺旋體暴露，可考慮使用多西環素（doxycycline）進行預防 。然而，預防性用藥應謹慎使用，避免抗藥性產生與不必要的副作用 。

教育訓練與心理支持

最後，教育訓練是提升救災人員感染防護意識的關鍵。應定期舉辦感染控制課程，內容涵蓋PPE使用、手部衛生、傷口處理、病原體識別與應變程序 。模擬演練可幫助人員熟悉實際操作，提升應變能力 。

心理支持也不可忽視。長期處於高壓環境可能導致倦怠、焦慮與抑鬱，影響判斷力與防護行為。提供心理諮商、同儕支持與輪班制度，有助於維持救災人員的身心健康 。

救災第一線的感染風險是多面向的，需透過個人防護、環境衛生、疫苗接種與教育訓練等綜合策略來控制。唯有全面提升感染防護能力，才能確保救災行動的順利進行，並保護第一線人員與受災民眾的健康安全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