涉嫌性侵卻無手銬鏡頭？背後有「形象考量」？

在許多刑事案件中，嫌疑人被警方帶往偵訊或法院時，常可見「上銬、壓頭」的畫面。這樣的影像在觀眾心理上，似乎象徵罪惡與正義交織的瞬間。然而，當某些案件中，特定涉案人物未被手銬束縛、甚至全程「自由行」現身於警方保護下時，輿論立刻質疑：「為什麼他可以特別待遇？」、「是不是有公關包裝？」——這正是「形象考量」四個字背後的核心爭點。

一、社會觀感與「公平正義」的心理落差

一般民眾對「正義」的想像，多半是建立在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」的信念。然而在視覺化的媒體環境中，正義不僅在法庭中實現，也在鏡頭前被「再現」。

當某些名人、企業家或公職人員涉嫌性侵，卻在移送過程中未戴手銬、未被壓制，甚至有警員持傘遮擋媒體鏡頭時，大眾的直覺是——「他們是不是被保護了？」

這種觀感落差，源自三種心理層面：

1. 懲罰期待心理：民眾期望「壞人」應受制裁，即使未經判決，也希望從畫面上得到某種「報應感」。
2. 社會比較心理：當一般嫌犯幾乎都被手銬、押頭時，少數人獲得不同待遇會被視為「不公平」。
3. 信任崩解心理：如果司法程序看似因身份或資源而被改變，社會對法律的信任基石將動搖。

二、警方與媒體之間的微妙關係

在高關注案件中，警方的「移送畫面」往往是媒體競相追逐的素材。而警方在面對媒體時，也必須在「依法辦案」與「維護形象」之間權衡。

有時警方選擇不戴手銬、不公開面容，並非出自包庇，而是多重因素的結果：

• 保護被害人與嫌疑人隱私：性侵案件涉及高度敏感內容，若曝光嫌疑人身分，可能引發對被害者的二次傷害。

• 避免偵查干擾：警方可能尚在蒐證階段，不希望媒體畫面干擾後續辦案節奏。

• 防止輿論審判：部分高階主管可能擔心畫面過於「定罪化」，引發輿論壓力，進而影響司法公正。

然而，這種「形象思維」恰恰在資訊透明時代，容易被解讀為選擇性保護。尤其當嫌疑人具社會地位、財力或政治背景時，任何細節都可能被認為是「特權象徵」。

三、「形象考量」的制度性產物

所謂「形象考量」，並非僅是個別單位的臨機處置，而是整個執法與媒體生態系的結構性結果。

1. 警政形象管理：警方希望在媒體報導中維持「專業、公正、理性」的形象，因此不願出現「押頭、潑罵、失控」等充滿戲劇性的畫面。
2. 政治壓力考量：若嫌疑人涉及權勢，警方可能受到上級「指示」，以柔性操作避免激化社會對立。
3. 媒體商業考量：媒體若獲得獨家畫面，會放大渲染，而警方為避免失焦，寧願控制現場曝光範圍。

這種現象在實務上形成一種「無形協議」：警方給出有限畫面，媒體獲得聲量，雙方維持一種微妙平衡。但代價是，民眾感受到資訊不透明，司法正義被「包裝」成影像管理工程。

四、性侵案與「性別政治」的輿論風暴

若涉案者被控性侵，社會情緒更為敏感。被害者通過勇敢揭露來尋求公正，而加害方若被警方「特殊對待」，不僅可能被視為權勢壓迫，也被女權團體批評為「不尊重受害者」。

性侵案件的特別性，在於它牽涉：

• 身體自主與權力不對等；

• 性別結構與社會期待；

• 被害者心理創傷與社會再評價。

當警方宣稱「基於形象考量」而不讓嫌疑人出現被銬畫面時，民眾往往更憤怒。因為「形象」兩字，在性侵議題中，等於又一次的「權力優先」。

這種批評反映社會對「制度不平等」的長期積怨：權勢者的形象可被呵護，而普通人的尊嚴卻常被踐踏。

五、媒體敘事：從新聞報導到群眾審判

社交媒體的出現，讓傳統媒體的報導不再是事件的終點，而是輿論爆炸的引信。

當「無手銬移送」的畫面流出後，網路上的評論往往一邊倒地指責：「這根本是特權待遇」、「警方怕得罪有權有勢的人」。

同時，新聞節目會不斷播放同一畫面，加上情緒化旁白，使輿論逐步轉為「群眾審判」，而司法程序尚未開始，就已形成社會定罪。

這不僅挑戰司法中立，也可能干預審理過程。

不過，媒體並非單純惡意。從新聞學角度看，媒體自身也承受「收視率與公信力」的雙重壓力。若整場移送畫面過於「乾淨」，觀眾會懷疑媒體不敢拍，若畫面過於激烈，又會被批評侵犯人權。

因此，媒體與執法端不斷在「公眾知情權」與「個人權益保護」之間尋求平衡。但這條界線，永遠模糊。

六、法律層面的真實：手銬是「防逃具」不是懲罰

根據警方作業規範，嫌疑人是否上銬，應依「逃逸風險」與「攻擊性」判斷，而非「罪名輕重」或「社會地位」。若嫌疑人配合辦案、無暴力傾向，警方可依法選擇不使用戒具。

然而，制度設計的理性，卻難敵民眾感受的情緒。對社會而言，上銬即象徵「犯罪被約束」、代表「正義伸張」。這也是為何，即使警方依法行事，輿論仍會認為「不戴手銬」等於「特權」。

法律層面上的合規，仍需在「公信力」上有合理解釋，否則再正當的程序，也可能被情緒性輿論推翻。

七、「形象」成為現代社會的隱性權力

「形象考量」一詞，其實揭示了現代社會中，媒體權、政治權與輿論權交織的現象。當司法行動被影像化，形象就不再只是輔助，而成為權力運作的核心。

對於權勢人物而言，形象不僅是公關工具，更是「社會權力的一部分」。在危機時刻，保持體面、不被鏡頭捕捉狼狽姿態，即是剝奪社會懲罰的象徵。而這種影像層面的差異，正是一般人最深的憤懣來源。

八、制度透明與社會修復之路

要化解這類爭議，不能僅靠警方一次性的說明，而必須從制度層面做出結構性修正：

1. 建立明確「使用戒具指引公開制度」：警方應清楚說明何時可不戴手銬、何時必須戴，並在案件中公布理由以消除疑慮。
2. 確立「媒體採訪準則」：由第三方監督機構規範媒體報導涉性侵案的拍攝尺度，避免情緒化呈現。
3. 平衡被害人尊嚴與嫌疑人權益：強化媒體倫理教育，減少以「誰被保護、誰被羞辱」的二元敘事。
4. 追求司法公正可見化：公開偵查過程的基本事實及程序說明，讓大眾了解警方行動背後的法律依據，而非只見畫面想像。

最重要的是，公權力機構應誠實面對社會的情緒反彈——「形象考量」如果成為掩護特權的遮羞布，那麼真正受損的，不只是信任，更是司法的威信。

九、鏡頭時代的正義再定義

在今日這個資訊爆炸、影像主導的時代，正義早已不僅是一紙判決書，而是民眾心中的「視覺印象」。

當「被戴手銬」成為罪惡象徵，「沒被戴手銬」反而被視為陰影交易，就顯示社會的信任結構出現裂縫。

因此，我們該問的不只是「為什麼他沒戴手銬？」，而是「為什麼我們需要手銬畫面來相信司法？」。

媒體與執法機構若不共同反思影像化的司法文化，所謂「形象考量」只會越來越成為新時代的「隱性歧視」：有形象的被保護，沒形象的被暴露。

從「手銬畫面」看社會信任的崩塌與重建

「涉嫌性侵卻無手銬鏡頭」並非單一事件，而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們對公平、權力與正義的焦慮。

警方的形象管理、媒體的敘事操作、群眾的情感投射，交織成一場現代社會的「信任危機劇場」。

唯有當執法機關正視社會觀感，並以透明制度消除特權疑慮；媒體重新定位自身的倫理界線；公眾也學會區分「真相」與「影像心理補償」，我們才可能走出這種「以畫面定罪」的時代幻象，讓真正的公正，不再被「形象」掩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