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漏洞？涉嫌性侵竟然不用上銬的關鍵原因

在每一次社會矚目的性侵案件中，公眾除了關心受害者的處境，更對警方或檢方「是否依法逮捕嫌疑人」、「為何被告沒有被上銬帶走」產生強烈質疑。尤其當新聞影像出現一名涉嫌重罪者神情淡定地步出警局、雙手未銬時，大眾的憤慨便瞬間被點燃。

然而，這樣的現象真的是司法對權勢者網開一面嗎？還是背後存在更複雜、嚴謹的法律邏輯？

一、上銬的法律基礎：不是所有罪都必須「銬上」

首先，手銬並非逮捕的必然附屬。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與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，警方僅能在必要時使用拘束具，目的在於防止逃跑、自傷或攻擊他人。也就是說，「上銬」是一種強制手段，必須符合法律比例原則。

若嫌疑人：

• 無暴力傾向；

• 已配合調查；

• 無逃逸或湮滅證據之虞；

那麼警方依法可以「不使用手銬」。

因此，即使該人涉嫌性侵這類重罪，只要尚未逮捕、未經羈押裁定，他的法律身份仍屬被「調查中」、非「犯罪確定者」。

這種區分有助防止刑罰濫用，並維護「無罪推定」原則。

二、刑事程序三階段：從「嫌疑」到「定罪」的界線

理解這個問題，必須先釐清刑事程序的三個關鍵階段：

• 受案調查階段：警方接獲報案、初步詢問、蒐證。此時被指出的對象僅為「嫌疑人」，尚未逮捕。

• 逮捕與拘提階段：需要具備逮捕要件，例如現行犯或有確實證據顯示犯罪重大且有逃逸之虞。

• 偵查與起訴階段：由檢察官主導，並可聲請羈押或限制行動。

若嫌疑人經傳喚到案，未逃逸且全程配合，通常並不需要上銬。此種「非強制出頭」的身分，司法機關依法尊重其人格權。

這就是為何有些性侵嫌疑人—即使罪嫌重大—仍能在無手銬情況下接受偵訊或移送。

三、社會觀感與法律程序的錯位

對一般民眾而言，「涉嫌重罪就應該上銬」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情緒反應。畢竟，手銬象徵罪惡與懲罰，也是社會公正的象徵之一。

然而，司法制度強調程序正義，並不以公眾情緒為審酌基礎。若警方在「嫌疑未確定」的階段過度使用手銬，反而可能侵害人權。

因此，我國法律規定，除非：

• 有逃亡風險；

• 有再犯可能；

• 可能妨害偵查；

才可羈押或拘束人身行動。

警方若濫用手銬，甚至可能被視為違法拘束，導致訴訟無效或需國家賠償。

四、名人、權貴與「特權感」：法律平等與執法現實的落差

儘管法律原則平等，但執法現場的現實卻常引發爭議。當涉案者是名人、富商或政界人士時，「不用上銬」被大眾視為特權象徵。

這種社會印象，其實是由三個層面造成的：

• 媒體曝光的選擇性：名人案件受矚目，畫面傳遞放大特權形象。一般民眾案件即使未上銬，也不會上新聞。

• 警方形象考量：為避免影響公共觀感、引發媒體暴力，有時會謹慎處理，不願造成嫌疑人「被定罪的視覺效果」。

• 制度文化影響：官商與司法圈的關係、政治壓力或內部指揮鏈，無可否認在有些個案中確實影響執法尺度。

因此，問題的核心不是「法律漏洞」本身，而是「制度執行落差」所導致的不信任感。

五、冤獄與濫捕的歷史警訊

有些人認為只要涉嫌性侵，就應立即上銬、羈押。然而歷史上多次出現「性侵冤案」，使法律不得不謹慎處理。

例如若被害人指控後，警方在輿論壓力下倉促逮捕，而後證據不足或DNA比對排除涉案，被誤銬者的名譽幾乎無法恢復。

手銬一旦上身，影像流傳就是「社會定罪」。

因此，民主法治國家更強調平衡點：寧可讓程序更繁瑣，也不要讓無辜者因情緒輿論而被先行定罪。

六、專家觀點：手銬使用的「必要性原則」

法律學者多強調，手銬的使用不是「是否罪重」的問題，而是「是否有實際拘束必要」。這在警察學理上被稱為「必要性原則」（Principle of Necessity）。

實務上分成三層判斷：

• 犯罪性質是否具危險性

• 嫌疑人行為是否顯示抗拒或逃逸傾向

• 執法人員是否具備其他替代手段維持安全

若以上三項均否，則依法不得任意上銬，否則屬「違法使用強制力」。

因此，警方在處理性侵案件時，除非當場逮捕或被告拒捕，否則多半以不銬手方式進行調查。

這不是包庇，而是依法行事。

七、實際案例分析：由「不上銬」引發的爭議與法理辯護

曾有多起著名案件，因「未上銬」而風波不斷。某知名主持人被控性侵後，出面說明時未被上銬，引爆輿論。然而律師指出，他乃依傳喚程序自動到案，沒有逃逸風險，依規本就不能上銬。若警方為迎合社會觀感而強制拘束，才是失職。

另有公安學案例顯示：警方若依職權錯誤使用手銬，嫌疑人有權申訴或要求國家賠償。此項規定雖少見於新聞，但顯示法治社會對「程序正義」的高度重視。

八、受害者的心理與社會正義的落差

然而，對受害者而言，這樣的法律邏輯往往難以接受。受害者或其家屬會認為：「他傷害別人卻還能自由走動，這公平嗎？」這種情緒背後反映的是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的衝突。

社會正義要求「報應」、「懲罰」，但法律正義重視「證據」、「程序」。

當二者錯位，憤怒便誕生。

因此，媒體與政府有責任更清楚地向大眾解釋司法過程，避免錯誤解讀成「保護嫌犯」。

九、國際比較：他國如何處理嫌疑人拘束

多數民主法治國家與我國類似。

例如：

• 美國：若為逮捕行動（非自首或傳喚），警察幾乎一定上銬。但若被告主動到案，就可不銬。

• 日本：對於非現行犯，原則是「不使用手銬」；僅在移送過程需保安時採取拘束。

• 德國：強調比例原則與人權保障，若媒體在公共場所拍攝，警方甚至會採取遮掩措施以保護嫌疑人名譽。

可見，「不上銬」並非台灣獨有或法律漏洞，而是成熟司法體系的共通現象。

十、制度改進：透明化與「上銬準則」明文化

要消除社會誤解，關鍵不在改法律，而是讓執法人員更明確地解釋與公開「為何不上銬」。

建議方向包括：

• 建立上銬準則文件：由警政署制定明確指標，例如逃逸風險評估分級。

• 提升媒體宣導：命案與性侵案報導時，由警方同步說明法律程序，以解釋非特權。

• 強化司法教育：在法學院與警校課程中加入「程序正義公信力」訓練。

• 針對重大案件自動公告執法理由：避免謠言與陰謀論擴散。

制度透明，才能恢復公眾信任。

十一、輿論審判的危險：從「不上銬」到「先定罪」

當社群媒體成為主要輿情場域時，任何畫面都可能被斷章取義。

嫌疑人沒上銬→「警方包庇」→「司法腐敗」→「權貴免罰」的敘事鏈，往往比真相更快傳播。

但我們必須警覺：法治社會的核心是「罪證確立」，而不是「情緒懲罰」。

若大眾要求「只要被指控就該被銬」，那麼司法就會退化成報復性工具。

十二、法律並非冷血，而是理性防線

從制度角度看，「涉嫌性侵未被上銬」並非漏洞，而是運作中必然存在的法律節制。

真正的問題，在於司法透明度不夠、執法溝通不足，導致社會誤認為法律偏袒權勢。

法律的價值，不只在懲惡，更在防止誤判與濫權。

當我們理解手銬不等於公義、拘束不等於正義時，才算邁向成熟的法治社會。

上銬，是控制的象徵，但不上銬，或許正是文明的證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