涉嫌性侵仍可自由行動？這條法律讓人憤怒

在許多性暴力案件中，社會輿論常會問出一個令人心頭發緊的問題：「為什麼這樣的人還能自由行動？」當加害嫌疑人仍可自由出入社會，而被害者卻因恐懼與創傷深陷陰影，這條法律允許的自由，究竟是司法正義的維護，還是制度的冷漠？本文將從法律程序、保釋制度、受害者保護以及社會觀感四個層面深度探討，為何一條看似程序正義導向的法律，卻會被民眾視為對受害者的不公與憤怒之源。

一、程序正義與「無罪推定」原則的兩難

任何法治國家都建立在「無罪推定」原則之上。依此精神，所有人即便涉嫌犯罪，在法院未判決確定前，一律視為無罪。這樣的設計源自對人權的保障，避免因錯誤起訴或冤案破壞個人自由。然而，當犯罪性質涉及性侵、強暴或其他嚴重侵害身心的罪行時，這套制度的道德界線便變得模糊。

在性侵案件中，舉證困難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。多數案件缺乏第三人證明，證據依賴受害者陳述及醫學檢驗結果。當警方完成初步調查後，檢方雖可聲請羈押，但法院是否批准，必須考量犯罪嫌疑是否重大、是否有逃亡或滅證之虞。若這些條件不足，嫌疑人便可獲釋。這就是「程序正義」與「社會正義」之間的裂縫：被告的自由，是制度保障；被害者的恐懼，卻無法律可同等補償。

這也讓人反思，司法程序對被害人的體感正義是否過度忽視。法院常強調「法律不講情緒」，但在性別暴力案件中，情緒本身就是受害經驗的一環。被害者並非要求報復，而是要求安全感和尊嚴感，而這正是現行法律最難給的。

二、保釋制度下的自由與風險

保釋制度的設計原意是保障被告在判決前的自由權，使司法權不致過度侵害人身自由。然而在性侵案件中，「保釋」二字往往成為輿論爆點。許多案例中，即使警方、檢方與法院都依法辦事，當媒體報導「涉嫌性侵仍可自由行動」時，社會的直覺反應往往是憤怒與不安。

司法機關審理保釋請求時通常會考量幾個條件：

• 被告有無逃亡風險；

• 是否有可能湮滅證據；

• 是否可能再犯或威脅被害人安全；

• 案情是否重大。

然而，在實際審查中，法院通常會要求具體事證支持「有逃亡或再犯之虞」。但在性侵案件中，即便被告與被害者熟識，例如職場性騷擾、伴侶間強暴或師生性侵案，法院也難以證明其「有具體威脅行為」。這就是漏洞的產生處：法律的嚴謹與現實的恐懼脫節。

更令人擔憂的是，許多被害人因害怕報復或再度相遇，而選擇撤回指控或沉默。制度上的「保釋」雖屬法律正當程序，卻實質加重了被害者的心理負擔，使許多案件在訴訟過程中逐漸失去力量。

三、被害者保護體系的不足

當嫌疑人可自由行動，社會自然期待政府能加強被害者保護。理論上，各地檢署與法院皆設有被害人保護官、輔導機制及安全通知制度，但實務運作往往有限。例如，警方如未即時通報，或被害人未被納入保護名單，嫌疑人出獄或保釋後能自由接近，對被害人造成極大心理威脅。

更深層的問題是制度設計缺乏「被害者視角」。許多相關條文著重於嫌疑人權益與程序公正，而非受害者生理與心理安全。例如：

• 被害人往往在偵訊時需多次重述經過；

• 醫療驗傷須自費或等待；

• 保護令申請流程繁瑣；

• 被害人若未即時報案，證據認定難度高。

這些結構問題導致受害人感受到的不是被關懷，而是再度受審。社會大眾看到「涉嫌性侵仍可自由行動」的新聞，憤怒的不只是案件本身，更是體感到體制對被害者的不公平。

四、法律與人心的斷層：社會正義的焦慮

法律與倫理之間，原本就存在一道不可完全重疊的界線。法律講究的是證明責任，而社會講究的是道德期待。對性侵案件的民眾反應，往往來自於「被害者的痛苦不應被忽視」的情緒價值。當制度無法保護弱者，公眾便會以憤怒作為道德上的反射行動。

這種憤怒，其實也反映了社會對性別權力結構的敏感。例如，若加害嫌疑人身分較高、有經濟或社會影響力，公眾更容易認為「法律偏袒權勢」。在媒體推波助瀾下，這種印象加劇了人們對司法的不信任。人們不是反對保釋制度本身，而是質疑它是否能在現實中保障弱勢者的安全。

五、國際對性暴力案件羈押制度的借鏡

觀察國際法制，可以看出若干國家已針對性暴力案件建立特殊羈押與保護制度：

• 美國：多州採用「預防性羈押」概念，若被告有再犯或威脅被害者之虞，可拒絕保釋；另搭配「性侵再犯追蹤」系統，使風險分級化。

• 瑞典與挪威：司法過程中強調「受害者影響評估」(Victim Impact Assessment)，法官在審查保釋時需考慮被害者的心理安危。

• 日本：曾因多起社會矚目的性侵案引起改革，強化保護命令制度，使嫌疑人原則上不得接近或聯絡受害人。

相較之下，台灣現行制度尚未完全引入這些被害者視角的設計，仍較著重「自由保護」而非「安全防護」。當制度未能讓受害者的恐懼被具體化為法律依據，便難以真正達成雙方權益的平衡。

六、媒體輿論與社會壓力的推力

近年來，每當出現「涉嫌性侵仍可自由行動」的新聞，輿論幾乎一面倒指責司法失靈。媒體報導往往採「情緒導向式」標題，強調被害者哀痛、嫌疑人淡定，強化對比感，以激起群眾憤怒。然而，這樣的報導雖可引起社會關注，也容易把原本應冷靜討論的制度問題導向情緒性的群體審判。

另一方面，輿論壓力確實促進了司法改革。例如，數年前多起社會矚目的性暴力案件，引發立法院多次修法討論，增訂性別暴力防治專章、強化限制接近令與電子監控措施。也促進了警政單位建立「性別暴力加害人風險資料庫」，試圖平衡自由與安全之間的界線。

社會的憤怒並非全然負面，它往往是制度進步的催化劑。然而若憤怒過度，可能使司法陷入「民意審判」的陷阱。法律改革應在理性與人權的基礎上進行，而非僅以社會情緒為依據。

七、從制度設計看「責任轉移」現象

一再出現的悲劇顯示，問題不僅在保釋條件，而在於責任鏈的鬆散。當司法強調證據、警政側重程序、社福主張輔導、媒體追逐報導，每個環節似乎各盡其責，卻沒人真正對整體安全感負責。被害者在這條制度鏈中，成了最孤立的一端。

舉例而言，若嫌疑人保釋後接近被害人，警方通常要等被害人報案才可重新羈押。換句話說，系統假設「被害人能主動報警」。但對於受創者而言，每次見到嫌疑人、接到電話或訊息，都是創傷重演。制度卻要她再一次舉證、再一次報警，這正是法律冷感的體現。

因此，有學者建議應建立「關聯風險監控制度」，由警方主動監測保釋嫌疑人的行蹤與社交接觸範圍，必要時即刻介入，避免與被害人再接觸。這樣的制度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，反而是程序正義的人性化延伸。

八、重建信任：如何兼顧自由與安全

要走出「涉嫌性侵仍可自由行動」引發的制度困境，必須從結構與文化兩方面改革。

法律層面：

• 強化羈押評估時的「被害人風險因素考量」；

• 增訂「電子手環監控措施」適用於性暴力案件；

• 建立跨機關被害人安全通報機制；

• 明確訂定再犯或恐嚇行為的即時羈押依據。

社會層面：

• 改善性別教育，培養公民對性自主與權力關係的理解；

• 鼓勵媒體採平衡報導，避免煽動性語言；

• 強化心理復原與法律協助資源，使受害者不再孤立。

若制度能讓受害者「感受到」保護，而非只是形式存在，人們對司法的不信任便能逐步修復。

九、當法律失去溫度，憤怒便成為社會的語言

「涉嫌性侵仍可自由行動」這句話之所以讓人憤怒，並非因為民眾不懂法律，而是因為人們看見制度與人性的距離。法律講究理性，但正義不僅屬於理性，還屬於情感與價值。當法律無法回應民眾對公平、安全與尊嚴的期待，即便程序正義無懈可擊，仍顯得冰冷無情。

真正的改革不該是讓制度更嚴厲，而是讓制度更有感。若能從制度層面承認受害者的恐懼是法律的一部分，讓自由與安全並存，那麼「這條法律讓人憤怒」的聲音，也許終有一天可以轉為「這條法律讓人安心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