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特權？涉嫌不用上銬其實是這個規定害的

在新聞畫面裡，我們常看到一個現象：普通民眾在被逮捕時，雙手反銬、頭低向前，被警察押著走；但當主角換成公眾人物、企業高層、甚至官員時，卻往往不見手銬的蹤影。這樣的畫面總會引起群眾議論——「這是不是特權？」、「為什麼他可以不被上銬？」然而，若仔細追查，你會發現這現象背後並不單純是「關係」或「勢力」的問題，而是源自於一條模糊又易被誤解的制度規定。

本文將以制度面、執行面與社會觀感三個層次，深入解析：為什麼有些「涉嫌人」不用上銬？這項規定的本意又如何被誤讀，造成所謂「階級正義失衡」的錯覺？

一、上銬的法律依據：不是必然，而是「必要性」原則

根據多數民主法治國家的警察執法原則，拘捕與上銬並非全然等同。警方在進行拘提或移送時，根據法律規定，只有當「認為有脫逃、反抗或攻擊他人之虞」時，才得使用手銬等約束具。這原則的核心，不是羞辱或懲罰，而是「防止危險」。

換言之，手銬只是一種安全措施，而非罪名的象徵。在刑事訴訟或人權準則下，「嫌疑人」仍享有無罪推定，而執法人員的約束措施需與風險對等。若嫌疑人配合、已受監控或在安全場所內，理論上「不必上銬」才是合法選項。

但問題就在這裡——法律文字過於抽象，執行標準又缺乏一致性，導致「有權者不銬、無權者必銬」的景象，在社會觀感中變得刺眼。

二、制度原意與現實落差：誰來界定「有風險」？

警察實務上的操作多由現場指揮官判斷，而「是否有逃逸或攻擊風險」幾乎全靠主觀評估。當嫌疑人身分特殊、社會地位高或媒體矚目時，警方往往為避免爭議而選擇「不銬」。這表面上是對被拘捕者形象的保護，事實上卻常被社會解讀為「官官相護」。

在某些案例中，即使刑事嫌疑人明顯涉及重大罪行，只因「已約談配合」、「身體不便」或「具特定身分」，警方會援用規定中的「免用約束具條款」，使其不需上銬。但這樣的選擇往往缺乏透明標準，從而削弱了公信力。

更嚴重的是，當「免上銬」變成了社會地位的象徵，規定的初衷就被徹底扭曲。制度本欲保障人權，卻在執法者的操作與社會印象中，變成了「階級之牆」。

三、媒體影像下的落差與感知偏差

媒體在塑造「誰被上銬」的印象上，起了巨大的放大作用。畫面是群眾情感的導火線：當一個普通人被押著、手銬閃閃發亮時，那是「正義的實現」；但當一個高位者輕裝上車、面帶微笑時，那便被視為「特權遮羞」。

然而媒體畫面多半只呈現結果，並非執法現場全貌。部分記者未能辨別法定程序之別，往往只以「是否上銬」作為判斷標準。這種片面呈現，讓民眾對制度的運作產生誤解與憤怒，也讓執法機構陷入輿論壓力的兩難——不銬被指偏袒，上銬又被控人權侵害。

四、規定中的模糊性：模糊反成「保護傘」

仔細檢視相關法條可以發現，「有脫逃之虞」、「有自傷或傷人之虞」等字句極具彈性，幾乎可延伸出無限解釋空間。這也是為何執法人員能因人而異地運用。

以實務觀點來看，某些高知名度人士「不用上銬」的理由，往往建立在「沒有反抗風險」的判斷上，或基於現場秩序維護、媒體應對等考量。然而當這樣的操作缺乏統一標準時，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執行問題，而成了「社會權力關係的再現」。

換句話說，這規定的模糊性，讓它既能保護被誤傷的人權，也可能成為少數人逃避羞辱的保護傘。

五、制度設計初衷：保障人權，而非掩護權力

回溯條文背景，制定「可免上銬」的條件，本意是防止執法過程出現過度侮辱。例如病人、孕婦、年長者或身體受傷者，在非危險情況下使用手銬，會引發嚴重的人權問題。不少國際人權公約都明確指出，警力約束必須以「最小必要原則」為依歸。

然而社會的不平等結構，讓這條保障人權的設計，被曲解為「有背景者享特權」。當原本為人權設計的彈性機制，被權力與輿論各自拉扯，最終導致制度之信任崩解。這或許正反映了社會深層的不安：我們懷疑的不是一副手銬，而是「公平是否仍存在」。

六、案例對照：制度之歪曲如何發生

以數起曾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件為例，可以觀察到「是否上銬」在輿論場中的對立。

• 某位民間抗議者因推擠行為遭警方帶走，立刻被銬手示眾，引起「重手執法」批評。

• 某企業高層涉嫌貪瀆，警方上門搜索後讓其不銬直接步出，媒體形容「如貴賓般待遇」。

同樣的法條、不同的對象，執法結果南轅北轍。原因之一，是警方對「治安風險」與「社會形象風險」的雙重考量：前者關乎安全，後者關乎輿論。當執法人員權衡後選擇「低衝突策略」，制度便因操作空間過寬而顯得失衡。

七、群眾情緒與「公義表演」的拉扯

在資訊爆炸與視覺導向的時代，「被上銬」成了一種象徵性的懲罰畫面。它代表了「權勢者終於受到追究」的心理慰藉。群眾期待在鏡頭前看到「公平的實現」，哪怕那只是程序正義的片段。

但執法機構若為迎合輿論而「選擇性上銬」，其實也是對法治精神的背離。正義不該藉由羞辱誰的身體來完成，而應通過公開透明的審判來體現。過度依靠「影像懲罰」的社會，最終會讓真正的制度改進停滯。

八、制度困境：執法彈性的邏輯陷阱

法律的彈性原應是人性化的保障，但若制度設計者無法建立清楚的判準與監督機制，「彈性」就會演化為「選擇性」。

例如：

• 應否制定明確標準，如「暴力性案件一律上銬」、「非暴力犯罪酌情」？

• 是否應記錄每次免用手銬的理由，以供審查與保存？

• 媒體是否應在報導中說明法律依據，避免錯誤導向？

這些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，不僅因為技術層面，更因為牽涉政治與社會信任。當人民不再相信「制度面對每個人一樣公平」，任何合乎法規的措施都會被懷疑為「打蛇隨棍上」。

九、如何修正：「平衡人權」與「維持公信」

若要恢復制度正義，需從三個層面著手：

1. 法規明確化：修訂現行條文，將「免上銬」的情形細項化，明確區分身體健康、年齡、配合度等條件，避免模糊裁量。
2. 紀錄透明化：每一次免上銬的決定皆應紀錄理由，接受事後審核。這不僅防止濫用，也能保護執法人員免於被誤解。
3. 教育與輿論導正：讓民眾理解，上銬與否並非罪行輕重的象徵，而是基於安全與人權考慮。媒體與教育應引導社會理性解讀，而非情緒化譴責。

唯有如此，制度才能在保障人權與維持社會信任間達到平衡。

十、特權的幻象，其實是制度的盲點

當我們看到某人「涉嫌卻不銬」時，第一反應通常是憤怒。但真正該問的不是「為什麼他不用上銬」，而是「這項規定是否被正確適用？」制度的原意是良善的，只是執行過程在權力與觀感之間迷失了方向。

上銬與否，不該成為階級的分界，也不應被視為道德審判的符號。真正的正義，不只存在於鏡頭畫面，而應在制度運作的細節裡被謹慎維護。當我們能成熟地看待「程序」而非「畫面」，也許那時，手銬才不再是社會信任崩壞的隱喻，而只是單純的安全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