涉嫌重罪卻不用上銬？律師揭「警察不能亂銬人」內幕

在新聞畫面或社群媒體上，我們經常看到部分案件的被告在被警方帶回時沒上手銬，引起民眾質疑「是不是特權？」、「為什麼有的人銬、有的人不用？」這種現象往往激起公憤，但其實背後所涉及的，不僅是社會觀感，更是法律程序與人權保障的議題。

本文將從法律、警察實務、案件實例與社會心理四個角度，解構警察為何不能隨意上銬人，以及司法實務上「上銬」的真正意涵。

一、手銬不是懲罰，而是拘束措施

首先，必須釐清一點：手銬並非懲罰工具，而是一種行政拘束手段。根據《警械使用條例》第4條規定，警察在執行職務時僅能在必要時使用手銬、警棍等警械，目的在於防止逃脫、暴力或自殘。也就是說，警察必須具備合理理由才能使用手銬，否則屬「侵權」。

因此，即便嫌疑人涉嫌重罪，如貪污、殺人或毒品案件，只要未具暴力行為或逃逸風險，警察在程序上反而不應主動上銬，以免違反比例原則與人權準則。

這也就是律師口中那句話的核心：「警察不能亂銬人。」

二、警察為何要「判斷是否上銬」？

實務上，警察在逮捕時會先經過風險評估。這不是主觀印象，而是依據警政署規定的作業要點，包括：

• 犯罪性質（是否暴力型、具危險性）

• 嫌疑人態度（是否抗拒、躁動）

• 環境因素（現場是否多人圍觀、是否需維持秩序）

• 逃逸或自傷風險

上述因素會綜合決定是否上銬。像是街頭鬥毆、持械搶劫，一定會上銬；但對於自首、偵訊中配合度高的白領犯罪者，通常不會。這並非「差別待遇」，而是符合法律上「最小侵害原則」。

三、嫌疑人身分不同、待遇為何差異？

許多人看到政治人物或企業高層被逮捕時沒有上銬，第一反應是「特權」。然而法律上並沒有「地位高就可免銬」的條文。

實際原因有三：

1. 風險評估差異：白領犯罪多屬資料偵查型，嫌疑人沒有立即危險。
2. 程序曝光考量：為避免未定罪前損害名譽，警方會減少畫面衝擊。
3. 協調性拘提：若嫌疑人主動到案或在律師陪同下自首，警方多半不會上銬。

換言之，這樣的「不銬」待遇源於風險管理與程序正義，不代表免於法律制裁。反之，若嫌疑人有逃亡跡象或抗拒行為，即便位高權重，也一樣可能被上銬押解。

四、刑事訴訟法中的比例原則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88條及釋字第384號解釋，警方逮捕嫌疑人時，應保障人身自由，限制不得超過必要範圍。若執法者過度使用強制手段，等於侵犯憲法第8條保障的自由權與人格尊嚴。

因此，手銬的使用有三個原則：

1. 必要性：確實有逃逸或傷人風險方可施用。
2. 適當性：使用強度必須與風險相符。
3. 比例性：不得為了方便或迎合輿論而濫用。

違反以上規範，除可能衍生國賠責任，也會讓辦案程序瑕疵，甚至導致證據無效。

五、「嫌犯上銬畫面」與社會觀感的矛盾

社會大眾習慣以「上銬」畫面作為罪惡象徵，但從法律角度來看，這種觀感其實與無罪推定原則相衝突。

媒體在報導時常出現畫面對比：

• 街頭搶匪被壓制上銬；

• 而政治人物涉案走出法院卻未銬。

對一般人而言，這似乎不公平，但律師指出，司法秩序不是以「畫面」決定，而以「證據」衡量。警方若為安撫輿論而過度上銬，反而有濫權之虞。

司法機構長期強調：嫌疑人未經定罪前仍具「被疑者」身分，仍須維護基本尊嚴。

六、國際人權法的規範基礎

根據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0條及《禁止酷刑公約》，各國執法機關在逮捕過程中應尊重人道原則。

聯合國《執法人員行為準則》第3條更明訂，武力與拘束措施的使用應限於「執行職務確有必要」的情況。

因此，台灣在2009年將兩公約國內法化後，若警察隨意上銬，除了違法外，也屬違反國際人權實踐。

七、司法實務案例分析

案件一：攜毒男子被上銬壓制案

被告在夜店被發現攜毒時激烈掙扎，警方當場上銬壓制並送醫檢測，法院認為使用手銬屬「合理制止」，無違法。

案件二：文職人員自首遭上銬

一名會計人員涉嫌挪用款項，自首後仍被上銬送辦，結果提起國賠。法院判警員敗訴，認定其未具危險性、不具逃逸可能，屬違法上銬。

案件三：政治人物貪污案未上銬爭議

檢察官發布拘票後與律師協調，嫌疑人主動出面受偵，警方未上銬即押返偵查。雖引起輿論不滿，但法院認為程序無瑕疵，符合比例原則。

這些案例說明：法律關鍵在於「是否有必要手段」，而非罪名輕重。

八、律師觀點：尊重人權也是保障偵查程序

多位刑辯律師指出，隨意上銬不僅侵權，也可能影響後續偵查。被過度對待的嫌疑人容易在訴訟中主張「強制取供」或「人格侮辱」，導致案件陷入程序爭議。

因此，依法不銬反而能讓案件更加穩固，避免因「程序瑕疵」被撤銷。

律師常提醒社會大眾：不要以「手銬」判斷罪惡。外表拘束代表的不是罪，而是風險管理結果。若所有人都被一律上銬，反而違反法治社會精神。

九、從媒體責任看「上銬文化」

台灣媒體在報導刑案時，為追求「衝擊畫面」，常主動要求警方開放採訪畫面。

但這種「帶銬走出分局」的畫面往往塑造「先定罪後審判」的社會氛圍。

部分偵查單位近年開始要求媒體模糊畫面、遮蔽手銬，以免影響陪審感受。

法律界呼籲，媒體應調整報導觀點，從「羞辱性曝光」轉向「程序正義教育」。讓觀眾理解：不上銬不是特權，而是文明司法的表現。

十、社會心理的雙重標準

在社會心理層面，大眾對嫌疑人是否上銬的反應，其實反映了對「權力不信任」的集體情緒。

若被抓者是平民，大家希望警方強硬；若是權貴，則懷疑有內幕。這種情緒合理但危險，因它忽略了法治平等原則。

專家指出：「法律的正義不在手銬上，而在審判中」。

真正該追問的不是「他為什麼沒上銬」，而是「他是否會被公平審理」。

十一、國際比較：各國警察如何處理上銬問題

• 美國：警察通常會上銬，但若嫌疑人配合，亦可先口頭拘束；但上銬畫面幾乎不會被公開。

• 日本：原則上逮捕現場不上銬，以維護人格權，除非暴力或拒捕。

• 德國：以「最小必要強制力」為原則，上銬需有具體危險事由。

• 韓國：2010年代以後推動「人權逮捕制度」，一般案件原則不公開嫌疑人上銬畫面。

這顯示，台灣近年趨勢與國際接軌，強調「人權導向的執法」。

十二、警察執法的兩難與壓力

警方往往處在輿論與法律之間的艱難位置。一方面，若不上銬被批評「放水」、上銬又被批「侵權」。

事實上，警察行動必須同時考量現場安全與人權要求，這需要高度專業判斷與紀律。

警界內部也多次強調：上銬並非羞辱，而是風險管控，「不銬」也不代表包庇。

專家建議，應透過持續訓練與明確作業標準，讓警方能在法治與社會信任之間取得平衡。

十三、法律改革方向與人權教育

面對社會誤解與媒體壓力，法律學者建議三項改革方向：

1. 明確化拘束標準：以書面方式規範何種情境可上銬。
2. 錄影制度透明化：所有逮捕過程全程錄影存證，避免誤解。
3. 公民人權教育：透過教育強化民眾對程序正義的理解。

唯有社會理解「不上銬」的法律意涵，才能讓公民信任司法制度。

十四、不亂銬，是文明警政的象徵

「涉嫌重罪卻不用上銬」看似矛盾，其實反映出台灣司法制度正逐步邁向成熟：

警察開始學會依比例行為，不再以手銬作為「懲罰象徵」；社會也在學習，尊重程序即是維護正義。

法律並不禁止上銬，但明確要求「不能亂銬」。

警察依法拘束是為了安全，不是為了展示權力。

一個真正法治的社會，不以手銬彰顯正義，而以程序與證據守護正義。